第1928章 挑刺
省委办公厅牵头，审计厅、统计局派员组成的联合核查组，在沉闷的气氛中运行了一周。
他们调取了海量的原始数据，访谈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员，甚至隨机抽查了一些企业。
结果是令人困惑的。
核查组组长，一位头髮花白、以严谨著称审计厅副厅长，在向郑国涛和胡步云做初步匯报时，脸上也带著几分无奈。
“郑省长，胡书记，我们核查的结果是……”他推了推老花镜，看著面前的报告副本，“从技术层面看，发改委提供的宏观数据，与统计局的入库数据是匹配的，模型运算也没有发现错误。政研室採用的抽样调查数据和市场主体访谈记录，本身也是真实可靠的，部分指標如工业用电量、中小企业税收环比数据，確实反映出一定的下行压力。”
他顿了顿，总结道：“问题的核心在於，宏观数据的『稳中向好』与微观体感的『寒意犹存』並存。这就像一个平均数，有的人在平均线上，有的人在平均线下。发改委的报告侧重於整体和趋势，政研室的报告则更关注结构性和局部问题。很难简单判定谁对谁错。”
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
黎明率先开口，语气沉稳：“组长说得对。我们的模型更关注经济的基本盘和新兴动能的成长性，一些传统產业的阵痛，在宏观数据上会被稀释。但这並不意味著我们忽视问题，我们的政策建议部分，也明確提出了要关注中小企业困难和区域分化风险。”
政研室那边负责调研的副主任则反驳道：“黎主任，宏观数据有滯后性。等宏观数据完全反映出问题，可能基层的困难已经积重难返。我们强调风险前置，正是为了未雨绸繆。比如部分地市的財政压力，已经影响到了一些民生项目的支付，这在宏观数据里是看不出来的。”
双方各执一词，都引用了部分核查组確认过的“事实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。
郑国涛面无表情地听著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著。他知道，自己借数据问题敲打发改委，甚至更深层次目的的计划，在这个“罗生门”面前，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胡步云和黎明防守得很严密，没有留下程序上的硬伤。
胡步云则微微頷首，开口道：“感谢核查组的辛勤工作和客观结论。这正说明我们北川的经济形势是复杂的，多维度的。既不能盲目乐观，也不能悲观失措。
我认为，两份报告不是对立关係，而是互补关係。我们应该兼收並蓄，既要坚定转型发展的信心，也要高度重视国涛省长和政研室提醒的各类风险，精准施策，確保经济行稳致远。”
他一番话，把爭论定性为“互补”，轻轻巧巧地化解了这场数据之爭的锋芒，將其引导到“兼收並蓄”“精准施策”的正確轨道上。
郑国涛心里冷笑，知道这次交锋又没能占到实质便宜。
他最后总结道：“核查组的结论很清晰。希望发改委和政研室都认真领会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，確保数据更全面、更精准地反映实际情况。散会。”
没有贏家，只有消耗。但郑国涛清楚，这种消耗本身，就是对胡步云过去发展模式的一种持续质疑和压力。
他需要的是时间和更多这样的“点”，来慢慢撬动局面。
而胡步云则在走出会议室时，对身边的黎明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把我们报告中关於风险提示的部分，再强化一下，下次上会时重点匯报。”
他要在郑国涛强调的“风险”领域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甚至爭夺“风险”的解释权。
而在京都审计署驻北川工作组办公室的灯光，常常亮到深夜。他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蚁，咀嚼著浩南跨江大桥项目自规划立项以来，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。
最终，问题锁定在大桥南岸一处配套的“管理用房及景观绿化附属工程”上。这个总投资不过一千多万的小项目，在大桥近百亿的总投资里，渺小得像一粒尘埃。
但就是这粒尘埃，被精准地挑了出来。
问题出在招標程序上。当时，为了追赶大桥主体工程竣工通车的整体进度，这个附属项目的招標在发布公告到开標的时间间隔上，比规定的下限少了三天。
理由是“为確保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，避免二次施工造成浪费和扰民”，並附有当时指挥部的一份情况说明。
他们调取了海量的原始数据，访谈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员，甚至隨机抽查了一些企业。
结果是令人困惑的。
核查组组长，一位头髮花白、以严谨著称审计厅副厅长，在向郑国涛和胡步云做初步匯报时，脸上也带著几分无奈。
“郑省长，胡书记，我们核查的结果是……”他推了推老花镜，看著面前的报告副本，“从技术层面看，发改委提供的宏观数据，与统计局的入库数据是匹配的，模型运算也没有发现错误。政研室採用的抽样调查数据和市场主体访谈记录，本身也是真实可靠的，部分指標如工业用电量、中小企业税收环比数据，確实反映出一定的下行压力。”
他顿了顿，总结道：“问题的核心在於，宏观数据的『稳中向好』与微观体感的『寒意犹存』並存。这就像一个平均数，有的人在平均线上，有的人在平均线下。发改委的报告侧重於整体和趋势，政研室的报告则更关注结构性和局部问题。很难简单判定谁对谁错。”
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
黎明率先开口，语气沉稳：“组长说得对。我们的模型更关注经济的基本盘和新兴动能的成长性，一些传统產业的阵痛，在宏观数据上会被稀释。但这並不意味著我们忽视问题，我们的政策建议部分，也明確提出了要关注中小企业困难和区域分化风险。”
政研室那边负责调研的副主任则反驳道：“黎主任，宏观数据有滯后性。等宏观数据完全反映出问题，可能基层的困难已经积重难返。我们强调风险前置，正是为了未雨绸繆。比如部分地市的財政压力，已经影响到了一些民生项目的支付，这在宏观数据里是看不出来的。”
双方各执一词，都引用了部分核查组確认过的“事实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。
郑国涛面无表情地听著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著。他知道，自己借数据问题敲打发改委，甚至更深层次目的的计划，在这个“罗生门”面前，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胡步云和黎明防守得很严密，没有留下程序上的硬伤。
胡步云则微微頷首，开口道：“感谢核查组的辛勤工作和客观结论。这正说明我们北川的经济形势是复杂的，多维度的。既不能盲目乐观，也不能悲观失措。
我认为，两份报告不是对立关係，而是互补关係。我们应该兼收並蓄，既要坚定转型发展的信心，也要高度重视国涛省长和政研室提醒的各类风险，精准施策，確保经济行稳致远。”
他一番话，把爭论定性为“互补”，轻轻巧巧地化解了这场数据之爭的锋芒，將其引导到“兼收並蓄”“精准施策”的正確轨道上。
郑国涛心里冷笑，知道这次交锋又没能占到实质便宜。
他最后总结道：“核查组的结论很清晰。希望发改委和政研室都认真领会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，確保数据更全面、更精准地反映实际情况。散会。”
没有贏家，只有消耗。但郑国涛清楚，这种消耗本身，就是对胡步云过去发展模式的一种持续质疑和压力。
他需要的是时间和更多这样的“点”，来慢慢撬动局面。
而胡步云则在走出会议室时，对身边的黎明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把我们报告中关於风险提示的部分，再强化一下，下次上会时重点匯报。”
他要在郑国涛强调的“风险”领域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甚至爭夺“风险”的解释权。
而在京都审计署驻北川工作组办公室的灯光，常常亮到深夜。他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蚁，咀嚼著浩南跨江大桥项目自规划立项以来，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。
最终，问题锁定在大桥南岸一处配套的“管理用房及景观绿化附属工程”上。这个总投资不过一千多万的小项目，在大桥近百亿的总投资里，渺小得像一粒尘埃。
但就是这粒尘埃，被精准地挑了出来。
问题出在招標程序上。当时，为了追赶大桥主体工程竣工通车的整体进度，这个附属项目的招標在发布公告到开標的时间间隔上，比规定的下限少了三天。
理由是“为確保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，避免二次施工造成浪费和扰民”，並附有当时指挥部的一份情况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