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1章 西奔关中
第321章 西奔关中
六月关中，暑气大盛。
然而於关中百姓而言，比起过往夏日畏旱抢水，比起去岁冬日的苦寒及今春对蝗祸的忧惧，这个酷暑过得酣畅非常。
家中十几乃至几十石麦子，地里新种的几十亩豆、糜，总算让他们生出某种踏实之感。
大河左近的临晋，乃是蝗祸最先显跡之地，五月蝗虫大起之时，此县仍旧受了影响，但百姓昼夜诱蝗捕蝗嫻熟不已，蝗群终究没成气候，绝大多数麦田得以保全。
类似『总算活下去了』的感嘆，在冯翊几十个农庄间口耳相传，百姓逢人便问『吃了吗』，几乎成了一种新的风尚。
田间地头，村舍树下，不乏『丞相恩德、大汉恩德』这般话语，无不发自肺腑。
毕竟祖祖辈辈，何曾听说过蝗祸將起而被硬生生遏制下去的？即便是乡间最年长的耆老，翻遍记忆，也只有蝗虫过境后赤地千里、易子而食的惨状而已。
而如今，大汉来了，丞相来了，他们活下来了，竟连蝗祸都止住了。
如此这般，民间感恩戴德，竟有人提议，欲给大汉天子、大汉丞相立生祠供奉。
对於这些饱歷战乱，难捱严冬，在饿死边缘苦苦挣扎的黎庶而言，地里的收成便是天，谁让他们活命，他们便认谁。
但立生祠还是太过逾礼，郭攸之跟陈祗二人与百姓好说歹说，终於还是把这事给压了下去。
关中百姓麦收结束，豪强富户田里的粟却正在最关键的灌浆期，关中各地坞堡庄园，无数族长耆老在確认蝗灾已被朝廷控制，不会波及到自家田產后，私下亦是感慨万千。
面对此等天灾，以往朝廷官府不过天子减膳，罢黜三公，又或徒劳祈禳，推諉塞责而已，如大汉这般，以雷霆手段动员全境，务实灭蝗，且当真卓有成效者，古往今来都可谓独一份的存在了。
这份担当与魄力及脚踏实地的务实举措，终究为大汉贏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轻士子的由衷嘆服。
唯独那些原本囤积了大量粟米，准备待蝗灾大起、粮价飞涨时大发横財的粮商，
望著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陈粮和市面上相对平稳、甚至在麦收后略有下挫的粮价，捶胸顿足，將怨气咽回肚里，暗骂几句官家多事。
十余万关东俘虏组成的官屯，安定南迁的羌汉之民，几千府兵，以及农庄百姓耕作之地，大多是新垦的生地，夹以本就贫瘠的劣田。
亩產核算下来，平均在一石二斗出头，差些的不过七八斗，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。
这个数字，与关中、蜀中亩產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，自然不高。
但前时关中秩序混乱，作为大汉主要税基的大部分自耕农，耕作又近乎於刀耕火种，加上良田多被豪强大宗占据，本就只有贫瘠的田地，更没有什么科学管理可言，亩產同样算不得高，即便是所谓的熟地，也就是两石上下的亩產。
所以说，一石二斗的平均產粮，对关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。
而六月中旬，大部分百姓已种下了豆子糜子。
若天公作美，秋天再收一轮，那么两季收成加起来，甚至能超过他们原来两石上下的亩產了。
至此，种麦的好处才无人质疑。
常理而言，在惯性及对未知的恐惧下，想要实现以麦代粟，往往需要几十年、上百年时间的普及。
小农经济的脆弱性，使得百姓极度依赖祖辈相传的经验，任何轻微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灭顶之灾，类似於官方知道『代田法』好，但在广阔的民间就是难以普及。
好在关中一片废墟，百姓连粮种都匱乏，饿死的威胁近在眼前，朝廷以强势手段推行，借贷的是麦种，使得农庄与俘虏官屯不得不种麦。
且在官屯、农庄体制下，朝廷还向百姓们提供农具、租借官牛，典农官、典农吏与屯內、庄內耆老还负责传授屯民以积肥、选种、深耕、轮作之法。
一岁以来颇有成效，百姓乐之。
可以想见，只要这般下去，待生地两三年后养成熟田，铁製农具与耕作技术进一步普及，那么关中百姓户有余財、家有余粮是必然之事。
正因如此，麦收过后，原本对加入农庄持观望態度的自耕农，乃至不少原本自愿依附在豪强大宗坞堡庄园內的佃户、荫户，纷纷找到就近的农庄恳请加入。
朝廷对此来者不拒，迅速將这一千余户新附之民编入现有农庄。
有了左冯翊的经验，加上太学生一年以来又出了不少典农官，朝廷便在京兆尹、右扶风，先后设下了十余座农庄。
二郡零散的自耕农，以及那些自愿依附於豪强大宗的荫户、佃户，眼看著朝廷分田分地，提供种种实惠政策，哪里还不识好歹？
十几座农庄，得户四千余户，一万八千余口，其中近三千户都是不曾在籍的荫户。
荫户向来是民不举、官不究的老大难问题，为了爭取『民心』，朝廷不可能刚入主关中就施雷霆手段，而如今荫户主动脱离豪强大宗，豪强大宗自是无敢言语。
所谓灰色地带就是如此了，你隱蔽户口我暂时不管，但是隱蔽的户口想要从你坞堡里脱离出来，你却不许他们脱离，这是『汉科』明令禁止的法条，你已知晓並『认可』，敢拦就拿你开刀。
刚刚夺下关中之时，整个关中的在籍户口不过两万四千户，十二万四千八百余口。
而在种种迁民、府兵、农庄政策落实之后，今年六月中旬，在籍户口竟直接翻了个倍。
五万二千余户，二十八万余口。
其中原依附於豪强大宗的荫户、佃户两千余户，一万余口，不可谓不多，而很显然，这两千余户恐也只是荫户的十之一二。
要是所有荫户全部清出，几乎能获得相当於一个关中的税基，可惜关中初定，清不得。
至少等到中原大定。
在关中麦收的喜悦之后，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百姓面前，如何將坚硬的小麦变为饭羹？
与易於脱壳蒸煮的粟米不同，小麦的加工要繁琐得多。
好在这一点朝廷早有准备。
早在去年夏日，关中初定，丞相便已从陇右等地，以高薪徵募了一百余名石匠，专门製造石磨。
至今年五月，设在长安脚下渭水之滨的官营匠作石坊，已昼夜不停製出石磨四千余具。
在司工主事马钧主持下，匠作监还於郑国渠、成国渠、漕渠等水流丰沛处建造了几十座水磨坊，供周围府兵、农庄百姓使用。
磨坊在这年头，相当於一座流水线工厂，是大家族的重资產，財富的象徵，如今这些水磨坊，连同那些依靠官牛、官驴驱动的畜力磨坊，大多设在了各处集体农庄及麦作区，是为大汉官营磨坊。
百姓们可將自家收穫的麦子送至磨坊，以麦子或麦糠向坊吏支付少许加工费，便能磨麦成粉。
而为了在引领风气的官吏及豪强富户间推广麦食，进而带动整个关中饮食结构的转变，
朝廷早在去岁还都长安后，便以官营的形式，在长安东西两市开设了数家专营麵食的食肆。
这些食肆售卖之物，对於此时的关中堪称新奇。
暄软香甜的白面馒头，皮厚馅大的肉包，劲道的汤饼（麵条），烙得两面焦黄的麦饼……种种色香味俱全的麦面迅速便征服了往来长安的豪商巨贾、世家子弟。
他们何曾想过，这些植於凉陇，素来难以下咽的麦子，竟能化作如此珍饈？
不过半年光景，往来皇商食肆，品尝一碗热腾腾的汤饼，或几只白胖的包子馒头，便已成为京兆豪富及商贾间一种新的风尚。
甚至不少军中將领、鹰扬府兵，在领了赏赐或休沐之日，也愿意跑趟长安，挤在食肆里，就为吃上一碗扎实的汤饼，几个油汪汪的肉包子，大呼过癮。
其中，那开花馒头因製作工艺最为复杂，色泽雪白，形態美观，每日限量供应几十份，直接价比金帛，成为身份与財力的象徵。
这股食麦面的风潮，自然也影响到了家中本就拥有田庄、坞堡的豪强大户。
去年十月，他们眼见朝廷在大力推广种麦之事，便也跟风在自家水浇地旁种了不少。
今岁麦收后，一些眼光敏锐的豪强大宗，便开始效仿官家，在自家庄园临近溪流处兴建小型水磨，或购置大型畜力石磨。
这些磨坊不仅是加工自家產的麦子，同样做起了替人磨麵、乃至直接售卖精面的生意。
磨麵的技艺，也在需求驱动下开始了发展。
有经验的磨工开始通过控制磨眼进料的速度，让麦粒在磨齿间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，使得韧性较强的麩皮儘可能形成大片，而麦实则被磨成细粉。
匠人又製作了不同细密的罗。
罗底或用细纱、马尾，甚至丝绸製成，將磨碎的麦子倒入罗中，反覆摇筛。
最细腻、最雪白的头罗面，透过罗底落下，便是豪富之家爭相求购的上等精粉，价格不菲。
筛剩下的麩皮碎片再次回磨，再次过罗，得到次一等的二罗面、三罗面，顏色渐次加深，麩皮含量也更高些，价格则逐级下降。
最后剩余的纯粹麩皮，则多用作牲畜饲料，或流入市场，成为贫苦百姓果腹之物。
精面製成的肉饼、汤饼、蒸饼，其口感滋味，远非粗糙的粟米饭、麦饭所能比擬。
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驱动力，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场，开始有豪强大户於长安设立食肆，朝廷见此，也乐得放手，不与民爭利。
只要向市掾吏缴纳一笔定额的市租，取得许可，便可合法在长安经营麵食食肆。
於是，短短一年间，长安城內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麵馆、饼铺，市面为之愈发热闹繁华。
今年麦收之后，那些自家田庄未曾种麦，或是种了仍觉不足的富户豪商，纷纷遣人携粟米前往各农庄，希望能够换购新麦。
起初，兑换比率颇为混乱，有一石粟换一石麦的，也有一石二斗粟换一石麦的，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。
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，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祗便会商定下了章程，通令各农庄：
凡以粟易麦者，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，否则不予兑换。
此令一出，那些意图低价收购的商贾固然怨声载道。
但掂量一番后，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。
无他，若是要从相对安稳、麦作更为普及的陇右地区千里迢迢运麦至关中，其间人力、物力、损耗折算下来，成本远不止一石六斗粟。
官定比率虽高，却省去了转运的麻烦与风险，且能立刻得到关中本地出產的新麦，算来仍是划算，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粮，自然也乐得兑换，更盼著十月继续种麦。
而就在关中大地沉浸於夏收夏种的忙碌与喜悦之时，来自东南方向的流民，一开始三三两两、最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关中。
毫无疑问，这群饥民来自受蝗祸蹂躪的武关周边。
一开始，他们沿著均水河谷挣扎著向北，进入伏牛山层峦迭嶂，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线生机。
武关守將王凌见此无能为力，虽明知这批饥民可能流入关中，亦是不加阻拦。
据说初离乡井时尚有七八千人，然而飢饿、疾病、劳累以及山林险阻等种种原因，待他们走出商山古道抵达商雒，只剩三千余人。
镇守商雒的魏延、王平、句扶诸將遇上这群饥民，立即开灶施粥，暂且稳住这些难民性命，隨后便安排军士，指引他们继续向西，往长安方向行去。
这些人，又经过一番顛沛折损，到达长安城下时，已不足三千之数。
消息报入相府，丞相当即下令，开仓放粮，妥善安置。
最后，这近三千南阳难民，被引至长安城东、灞水之滨的白鹿原上。
朝廷拨发了大量军中使用的帐篷，作为他们临时的棲身之所，又发放了斧头、镰刀、锄头等铁製工具，令他们在此定居。
最后依据左冯翊农庄的成功经验，直接以这近三千难民为基础，在白鹿原上下设立了四个千人规模的农庄。
白鹿原上，本有零星百来户原有居民耕作於塬上坪地，但大部分地域仍林木葱鬱、草莽丛生，兼有鹿獐诸兽可为饥民之食，荆峪沟的溪流穿原而过，又为饥民將来耕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。
饥民们自朝廷领了工具，便在划定区域內伐木开荒，砍下的木材正好用来建造屋舍。
下旬一日，丞相在尚书令陈震、相府长史杨仪、仓曹掾姜维，以及那位因《渭渠论》而名动长安的太学上捨生杜机的陪同下，亲临白鹿原，视察新农庄的安置情况。
杜机这名京兆杜氏的翘楚，在太学升舍考核中高居第二，去年关中初定时便被举为孝廉，按常例，外放一县县长历练亦属寻常。
而丞相却將他安排到了这白鹿原上，负责安置数千难民、筹建新农庄等基层事务。
此举在不少人看来，或有些大材小用，委屈了这位新锐，而那杜氏子却不如年轻的蒋琬一般以此为恶，反明丞相深意。
若连这数千逃荒饥民的安置都能处置得井井有条，展现出过人的治理才能，那么將来放为一县令长，乃至再为一部太守，安能不游刃有余？
站在刚刚扎下的营寨前，望著远处有序伐木、清理土地的难民，丞相缓声询问身旁的青年：
“安置此数千百姓，千头万绪，君將如何著手？”
杜机闻言，整了整衣冠，便將自己一腹方略与丞相娓娓道来。
先从稳定人心、保障食宿医药说起，再谈到如何依户分地、组织生產，如何利用荆峪沟水源规划灌溉，如何借鑑临晋等地农庄的奖惩之制以激励垦荒，甚至提及將来庄內蒙学、耆老议事等长远规划。
他一番言语条理分明，既遵循朝廷设立农庄的基本框架，又针对白鹿原的实地情况，提出了几条因地制宜的细则。
譬如利用原上的林、坪资源，为朝廷养牛、放马，种植果木，作为庄內副业等。
丞相静静听著，不时微微頷首。
待杜机离去，丞相抚须良久，最后才对隨行的陈震、杨仪等人笑著赞了一声：“此子非百里之才，乃有一州之器量啊。”
(本章完)
六月关中，暑气大盛。
然而於关中百姓而言，比起过往夏日畏旱抢水，比起去岁冬日的苦寒及今春对蝗祸的忧惧，这个酷暑过得酣畅非常。
家中十几乃至几十石麦子，地里新种的几十亩豆、糜，总算让他们生出某种踏实之感。
大河左近的临晋，乃是蝗祸最先显跡之地，五月蝗虫大起之时，此县仍旧受了影响，但百姓昼夜诱蝗捕蝗嫻熟不已，蝗群终究没成气候，绝大多数麦田得以保全。
类似『总算活下去了』的感嘆，在冯翊几十个农庄间口耳相传，百姓逢人便问『吃了吗』，几乎成了一种新的风尚。
田间地头，村舍树下，不乏『丞相恩德、大汉恩德』这般话语，无不发自肺腑。
毕竟祖祖辈辈，何曾听说过蝗祸將起而被硬生生遏制下去的？即便是乡间最年长的耆老，翻遍记忆，也只有蝗虫过境后赤地千里、易子而食的惨状而已。
而如今，大汉来了，丞相来了，他们活下来了，竟连蝗祸都止住了。
如此这般，民间感恩戴德，竟有人提议，欲给大汉天子、大汉丞相立生祠供奉。
对於这些饱歷战乱，难捱严冬，在饿死边缘苦苦挣扎的黎庶而言，地里的收成便是天，谁让他们活命，他们便认谁。
但立生祠还是太过逾礼，郭攸之跟陈祗二人与百姓好说歹说，终於还是把这事给压了下去。
关中百姓麦收结束，豪强富户田里的粟却正在最关键的灌浆期，关中各地坞堡庄园，无数族长耆老在確认蝗灾已被朝廷控制，不会波及到自家田產后，私下亦是感慨万千。
面对此等天灾，以往朝廷官府不过天子减膳，罢黜三公，又或徒劳祈禳，推諉塞责而已，如大汉这般，以雷霆手段动员全境，务实灭蝗，且当真卓有成效者，古往今来都可谓独一份的存在了。
这份担当与魄力及脚踏实地的务实举措，终究为大汉贏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轻士子的由衷嘆服。
唯独那些原本囤积了大量粟米，准备待蝗灾大起、粮价飞涨时大发横財的粮商，
望著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陈粮和市面上相对平稳、甚至在麦收后略有下挫的粮价，捶胸顿足，將怨气咽回肚里，暗骂几句官家多事。
十余万关东俘虏组成的官屯，安定南迁的羌汉之民，几千府兵，以及农庄百姓耕作之地，大多是新垦的生地，夹以本就贫瘠的劣田。
亩產核算下来，平均在一石二斗出头，差些的不过七八斗，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。
这个数字，与关中、蜀中亩產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，自然不高。
但前时关中秩序混乱，作为大汉主要税基的大部分自耕农，耕作又近乎於刀耕火种，加上良田多被豪强大宗占据，本就只有贫瘠的田地，更没有什么科学管理可言，亩產同样算不得高，即便是所谓的熟地，也就是两石上下的亩產。
所以说，一石二斗的平均產粮，对关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。
而六月中旬，大部分百姓已种下了豆子糜子。
若天公作美，秋天再收一轮，那么两季收成加起来，甚至能超过他们原来两石上下的亩產了。
至此，种麦的好处才无人质疑。
常理而言，在惯性及对未知的恐惧下，想要实现以麦代粟，往往需要几十年、上百年时间的普及。
小农经济的脆弱性，使得百姓极度依赖祖辈相传的经验，任何轻微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灭顶之灾，类似於官方知道『代田法』好，但在广阔的民间就是难以普及。
好在关中一片废墟，百姓连粮种都匱乏，饿死的威胁近在眼前，朝廷以强势手段推行，借贷的是麦种，使得农庄与俘虏官屯不得不种麦。
且在官屯、农庄体制下，朝廷还向百姓们提供农具、租借官牛，典农官、典农吏与屯內、庄內耆老还负责传授屯民以积肥、选种、深耕、轮作之法。
一岁以来颇有成效，百姓乐之。
可以想见，只要这般下去，待生地两三年后养成熟田，铁製农具与耕作技术进一步普及，那么关中百姓户有余財、家有余粮是必然之事。
正因如此，麦收过后，原本对加入农庄持观望態度的自耕农，乃至不少原本自愿依附在豪强大宗坞堡庄园內的佃户、荫户，纷纷找到就近的农庄恳请加入。
朝廷对此来者不拒，迅速將这一千余户新附之民编入现有农庄。
有了左冯翊的经验，加上太学生一年以来又出了不少典农官，朝廷便在京兆尹、右扶风，先后设下了十余座农庄。
二郡零散的自耕农，以及那些自愿依附於豪强大宗的荫户、佃户，眼看著朝廷分田分地，提供种种实惠政策，哪里还不识好歹？
十几座农庄，得户四千余户，一万八千余口，其中近三千户都是不曾在籍的荫户。
荫户向来是民不举、官不究的老大难问题，为了爭取『民心』，朝廷不可能刚入主关中就施雷霆手段，而如今荫户主动脱离豪强大宗，豪强大宗自是无敢言语。
所谓灰色地带就是如此了，你隱蔽户口我暂时不管，但是隱蔽的户口想要从你坞堡里脱离出来，你却不许他们脱离，这是『汉科』明令禁止的法条，你已知晓並『认可』，敢拦就拿你开刀。
刚刚夺下关中之时，整个关中的在籍户口不过两万四千户，十二万四千八百余口。
而在种种迁民、府兵、农庄政策落实之后，今年六月中旬，在籍户口竟直接翻了个倍。
五万二千余户，二十八万余口。
其中原依附於豪强大宗的荫户、佃户两千余户，一万余口，不可谓不多，而很显然，这两千余户恐也只是荫户的十之一二。
要是所有荫户全部清出，几乎能获得相当於一个关中的税基，可惜关中初定，清不得。
至少等到中原大定。
在关中麦收的喜悦之后，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百姓面前，如何將坚硬的小麦变为饭羹？
与易於脱壳蒸煮的粟米不同，小麦的加工要繁琐得多。
好在这一点朝廷早有准备。
早在去年夏日，关中初定，丞相便已从陇右等地，以高薪徵募了一百余名石匠，专门製造石磨。
至今年五月，设在长安脚下渭水之滨的官营匠作石坊，已昼夜不停製出石磨四千余具。
在司工主事马钧主持下，匠作监还於郑国渠、成国渠、漕渠等水流丰沛处建造了几十座水磨坊，供周围府兵、农庄百姓使用。
磨坊在这年头，相当於一座流水线工厂，是大家族的重资產，財富的象徵，如今这些水磨坊，连同那些依靠官牛、官驴驱动的畜力磨坊，大多设在了各处集体农庄及麦作区，是为大汉官营磨坊。
百姓们可將自家收穫的麦子送至磨坊，以麦子或麦糠向坊吏支付少许加工费，便能磨麦成粉。
而为了在引领风气的官吏及豪强富户间推广麦食，进而带动整个关中饮食结构的转变，
朝廷早在去岁还都长安后，便以官营的形式，在长安东西两市开设了数家专营麵食的食肆。
这些食肆售卖之物，对於此时的关中堪称新奇。
暄软香甜的白面馒头，皮厚馅大的肉包，劲道的汤饼（麵条），烙得两面焦黄的麦饼……种种色香味俱全的麦面迅速便征服了往来长安的豪商巨贾、世家子弟。
他们何曾想过，这些植於凉陇，素来难以下咽的麦子，竟能化作如此珍饈？
不过半年光景，往来皇商食肆，品尝一碗热腾腾的汤饼，或几只白胖的包子馒头，便已成为京兆豪富及商贾间一种新的风尚。
甚至不少军中將领、鹰扬府兵，在领了赏赐或休沐之日，也愿意跑趟长安，挤在食肆里，就为吃上一碗扎实的汤饼，几个油汪汪的肉包子，大呼过癮。
其中，那开花馒头因製作工艺最为复杂，色泽雪白，形態美观，每日限量供应几十份，直接价比金帛，成为身份与財力的象徵。
这股食麦面的风潮，自然也影响到了家中本就拥有田庄、坞堡的豪强大户。
去年十月，他们眼见朝廷在大力推广种麦之事，便也跟风在自家水浇地旁种了不少。
今岁麦收后，一些眼光敏锐的豪强大宗，便开始效仿官家，在自家庄园临近溪流处兴建小型水磨，或购置大型畜力石磨。
这些磨坊不仅是加工自家產的麦子，同样做起了替人磨麵、乃至直接售卖精面的生意。
磨麵的技艺，也在需求驱动下开始了发展。
有经验的磨工开始通过控制磨眼进料的速度，让麦粒在磨齿间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，使得韧性较强的麩皮儘可能形成大片，而麦实则被磨成细粉。
匠人又製作了不同细密的罗。
罗底或用细纱、马尾，甚至丝绸製成，將磨碎的麦子倒入罗中，反覆摇筛。
最细腻、最雪白的头罗面，透过罗底落下，便是豪富之家爭相求购的上等精粉，价格不菲。
筛剩下的麩皮碎片再次回磨，再次过罗，得到次一等的二罗面、三罗面，顏色渐次加深，麩皮含量也更高些，价格则逐级下降。
最后剩余的纯粹麩皮，则多用作牲畜饲料，或流入市场，成为贫苦百姓果腹之物。
精面製成的肉饼、汤饼、蒸饼，其口感滋味，远非粗糙的粟米饭、麦饭所能比擬。
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驱动力，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场，开始有豪强大户於长安设立食肆，朝廷见此，也乐得放手，不与民爭利。
只要向市掾吏缴纳一笔定额的市租，取得许可，便可合法在长安经营麵食食肆。
於是，短短一年间，长安城內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麵馆、饼铺，市面为之愈发热闹繁华。
今年麦收之后，那些自家田庄未曾种麦，或是种了仍觉不足的富户豪商，纷纷遣人携粟米前往各农庄，希望能够换购新麦。
起初，兑换比率颇为混乱，有一石粟换一石麦的，也有一石二斗粟换一石麦的，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。
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，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祗便会商定下了章程，通令各农庄：
凡以粟易麦者，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，否则不予兑换。
此令一出，那些意图低价收购的商贾固然怨声载道。
但掂量一番后，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。
无他，若是要从相对安稳、麦作更为普及的陇右地区千里迢迢运麦至关中，其间人力、物力、损耗折算下来，成本远不止一石六斗粟。
官定比率虽高，却省去了转运的麻烦与风险，且能立刻得到关中本地出產的新麦，算来仍是划算，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粮，自然也乐得兑换，更盼著十月继续种麦。
而就在关中大地沉浸於夏收夏种的忙碌与喜悦之时，来自东南方向的流民，一开始三三两两、最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关中。
毫无疑问，这群饥民来自受蝗祸蹂躪的武关周边。
一开始，他们沿著均水河谷挣扎著向北，进入伏牛山层峦迭嶂，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线生机。
武关守將王凌见此无能为力，虽明知这批饥民可能流入关中，亦是不加阻拦。
据说初离乡井时尚有七八千人，然而飢饿、疾病、劳累以及山林险阻等种种原因，待他们走出商山古道抵达商雒，只剩三千余人。
镇守商雒的魏延、王平、句扶诸將遇上这群饥民，立即开灶施粥，暂且稳住这些难民性命，隨后便安排军士，指引他们继续向西，往长安方向行去。
这些人，又经过一番顛沛折损，到达长安城下时，已不足三千之数。
消息报入相府，丞相当即下令，开仓放粮，妥善安置。
最后，这近三千南阳难民，被引至长安城东、灞水之滨的白鹿原上。
朝廷拨发了大量军中使用的帐篷，作为他们临时的棲身之所，又发放了斧头、镰刀、锄头等铁製工具，令他们在此定居。
最后依据左冯翊农庄的成功经验，直接以这近三千难民为基础，在白鹿原上下设立了四个千人规模的农庄。
白鹿原上，本有零星百来户原有居民耕作於塬上坪地，但大部分地域仍林木葱鬱、草莽丛生，兼有鹿獐诸兽可为饥民之食，荆峪沟的溪流穿原而过，又为饥民將来耕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。
饥民们自朝廷领了工具，便在划定区域內伐木开荒，砍下的木材正好用来建造屋舍。
下旬一日，丞相在尚书令陈震、相府长史杨仪、仓曹掾姜维，以及那位因《渭渠论》而名动长安的太学上捨生杜机的陪同下，亲临白鹿原，视察新农庄的安置情况。
杜机这名京兆杜氏的翘楚，在太学升舍考核中高居第二，去年关中初定时便被举为孝廉，按常例，外放一县县长历练亦属寻常。
而丞相却將他安排到了这白鹿原上，负责安置数千难民、筹建新农庄等基层事务。
此举在不少人看来，或有些大材小用，委屈了这位新锐，而那杜氏子却不如年轻的蒋琬一般以此为恶，反明丞相深意。
若连这数千逃荒饥民的安置都能处置得井井有条，展现出过人的治理才能，那么將来放为一县令长，乃至再为一部太守，安能不游刃有余？
站在刚刚扎下的营寨前，望著远处有序伐木、清理土地的难民，丞相缓声询问身旁的青年：
“安置此数千百姓，千头万绪，君將如何著手？”
杜机闻言，整了整衣冠，便將自己一腹方略与丞相娓娓道来。
先从稳定人心、保障食宿医药说起，再谈到如何依户分地、组织生產，如何利用荆峪沟水源规划灌溉，如何借鑑临晋等地农庄的奖惩之制以激励垦荒，甚至提及將来庄內蒙学、耆老议事等长远规划。
他一番言语条理分明，既遵循朝廷设立农庄的基本框架，又针对白鹿原的实地情况，提出了几条因地制宜的细则。
譬如利用原上的林、坪资源，为朝廷养牛、放马，种植果木，作为庄內副业等。
丞相静静听著，不时微微頷首。
待杜机离去，丞相抚须良久，最后才对隨行的陈震、杨仪等人笑著赞了一声：“此子非百里之才，乃有一州之器量啊。”
(本章完)